1943年4月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兴起了，这以前不久，民政厅副厅长唐洪澄在全体干部大会上号召干部要对党忠诚、坦白，无话不对党言，要把自己的历史毫无保留地向党交代，使党了解每个同志，更好的使用同志，发挥同志的作用，对党隐瞒就是犯罪。我就把我自幼受经济压迫，受华冈著作的启发一心追求参加革命的思想及1936年参加民先队组织活动情况，关键的是把开封民先被破坏，由朱文昭的出卖我的受审训及受审五十分钟的经过全部写了出来，任何情节均没隐瞒。还有一件事，我在到延安后于1941年听说1937年10月在山西决死队介绍我入党的杜克，于1940年底晋西事变中表现不好，二纵队领导人韩钧在干部党员大会上批判杜克是天然托派，撤消了他机要科长的职务。杜克就假借有病到黄河边后方医院疗养，在疗养期间，他竟开小差逃跑了，随后二纵队就对他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想这个人的政治面貌究竟是不是托派，如果他真是托派，他介绍我入党是什么性质，我也把这情况写出来求组织上审查，据说韩钧正在延安党校二部学习，可向他做调查。我自传上写的这两个问题就惹下了滔天大祸。抢救运动开始时，我还是个积极分子，可是有一天晚上主持会议的干部科副科长钟仰高在会议结束时突然宣布我要向大会作坦白交代，这一点名好似五雷轰顶，头晕目眩。抚恤委员会主任任庭辉接受任务，此后限制我的自由，并派人监视，任庭辉问钟仰高布刚有啥问题采取这样措施，有无别人揭发材料？钟说，没有揭发材料，就根据他写的自传也要审查（这是后来任庭辉告诉我的）。这样我就成了失足者，成为抢救对象了，次日我的住室被搜查，薛连之住处也搜查了。在抢救运动中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没进行大会武斗逼供信，只在专案组讯问，连夜审问，说来说去还是我自传上写的那些东西，审问我的专案人员只是说：国民党特务既然知道了你的身份，让你在自首书上签名，供出其他民先队员，你能抗得过去？国民党就那么慈善？你能解释的通吗？我说事实经过就是如此，可能是由于形势吃紧，他们顾不上这些事了，专案人员说你替敌人掩盖手法太不高明，谁会相信你这些鬼话，放明白些吧，应该老老实实坦白交代，又说谁能证明你这些交代是真的，我说当事人不知在哪儿，我一再申明，我没有说假话，为这个问题连续几个昼夜的审问，最后审问的专案人员分析肯定我自首了，并且供出了其他民先队员，让我承认他的分析结论是合乎逻辑的，并让我签字，我实在疲惫不堪，就在他分析结论我民先自首稿纸上签了字，这个问题就这么结束了，接着又审问另一个问题。他分析托派杜克以共产党名义发展我参加托派组织，我说，我经杜克介绍入党后即调进决死二纵队政治部工作，而且当组织干事，组织科长名叫石玉塗，难道政治部都是托派组织？他说按你的交代杜克是托派，他发展组织必然是以共产党名义掩盖下的红旗托派，我说杜克到底是不是托派，可找韩钧调查，他说调查的事你不必管。这个问题也同样经过几个昼夜还是如法炮制，专案人员让我在他分析我参加杜克的红旗托派的结论上签字。专案人员就这样完成了他的任务。

1943年7月底的一天夜里，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干部大会，由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主持会议，号召受审人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凡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特务组织的，或是叛变革命的叛徒进行大会坦白交代，凡坦白交代啦就被抢救到人民这边来了，如拒绝交代，就是坚持反动立场，继续与人民为敌，何去何从，迅速选择，凡上台交代的就受到欢迎。上边号召，下边各专案人员就督促受审人员上台交代。开始有些冷场，差不多过了二十分钟，有人上台坦白交代，交代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就上前与其热烈握手表示欢迎，上台的人越来越多，坦白交代只说两个字即可以：叛徒或特务。小小舞台快盛不下了，约有400多人。在受审人员纷纷上台坦白时，我的专案组的专案人员力促我上台交代，并说上台坦白多光荣，不要犹豫不决了。我自思自想，我既不是特务也不是叛徒，怎么能上台说假话欺骗党呢！？ 也偶尔想不妨先上台光荣一下，免得再受被审讯的罪，正在犹豫时，台上宣布坦白大会就此告一段落，何时再开大会另行通知，没有几天又召开一次大会由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宣读毛主席最近提出的审干九条方针，并宣读抢救运动就此结束，以后转入由专案组的查证工作。

1943年9月间连之知道我被抢救，认为我历史上有问题，我再三向她解释，她的疑团仍解不开，态度对我有些冷淡，七年之久的恩爱夫妻（从恋爱开始已十一年）第一次因为我受审查她对我感情上产生了隔膜，她把小布甩到我跟前说她要上班，不能带孩子，连商量的口气也没有，没说两句话就走了，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酸涩滋味，有什么办法？在没有行动自由的情况下，我带着不会走路的孩子，又当爹又当妈，又是政治嫌疑犯，这日子啥时候才能熬到头？机关里的同志平时说说笑笑，这时谁也不理睬我了，连之每逢给孩子送些吃的东西穿的东西，也几乎不说什么话，一股愁闷、孤独感频繁地在揪我的心，我常常抱着孩子坐在窑洞外边，孩子在我胸前在我腿上，在我背上来回爬着攀着缠我，我也没心思教他说话，两眼直瞪着对面的青凉山头发呆，看着山头的白云在悠然缓缓移动，空中的老鹰在旋转翱翔，都那么自由自在。我一心一意闹革命，为什么在党内把我当阶级敌人看待？感到莫名的痛苦和委屈，但现在有苦向谁诉？自己的爱人都不体谅，谁还会谅解你！对当时的抢救运动，我认为确实有特务叛徒混进革命阵营里来了，但我是冤枉的，又苦于无人证明我的冤枉，我背黑锅到何时为止？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动摇了否？没有，我认为党中央毛主席最后总会把事情弄清楚的，这黑锅就背下去吧。又过了两个月即1943年11月中旬任庭辉通知我，让我到边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参加学习班，我只好带着孩子及行囊孩子炊具及食品到政研室报到，人身自由仍受限制。一天政策研究室主任罗迈（兼）把全体参加学习的人员约40人召集到一起，以平稳的口气说我们之中有95%以上的人不是特务叛徒，但都要把历史交代清楚，我听了这话颇受鼓舞，大家集中在一起讨论时，不少人因遭此待遇牢骚满腹，有的说把问题弄清，绝不再干了，回家当老百姓，有的说弄清问题出家当和尚，为对国民党不满才投奔共产党，又得不到党的信任，看破了红尘，还不如遁入空门干净。我还没有这种消极情绪，也没有向大家流露我的委屈情绪，自己的问题一时搞不清楚就耐心等待吧，终究是会搞清楚的，坚持革命到底，别无选择余地。

1944年1月我们这几十个人又并入边区行政学院，继续相互交代和帮助。我们这个班，支部书记是帅光（帅孟奇大姐），她没有首长架子，也没把大家当敌人看待，除了不让出校门外，在院内还是比较自由的，生活、娱乐、打扑克大家都在一起，心情畅快多了。这时我的孩子小布也学会走路了，支部告诉我，我的爱人生了孩子从医院回单位了，允许我带孩子去看她，我很高兴。44年2月间一个晚上我带着小布去看连之，她说话仍不多，同意把小布留在她身边，我问她新生的小孩呢？她说死了，我也不好再问怎么死的，只身又回行政学院。

1944年4月初，帅大姐找我谈话，让我看支部为我做的历史结论：历史上保留问题：1、民先是否自首。2、是否参加过托派。其他无问题。帅大姐说：你可以出去回机关工作，行动可以自由不受限制了，她说历史上两个问题，因无人证明，只好保留，以后有条件再解决，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表示同意。

离开行政学院到连之机关一问，才知道她带着孩子不好工作，已搬到边区招待所去住了，在抚恤委员会要到一间窑洞，我把妻儿搬到宝塔山抚恤委员会居住。

1945年初，民政厅一科科长任自新找我谈想让我任抚恤委员会副主任，后来二科（干部科）不同意，又把我搁在一边了。这时我又提出申请对我的历史结论再甄别复议，催了几次，结论仍与行政学院类似，历史上仍保留两个问题。不久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外来干部纷纷成批奔赴各解放区，我也提出到前方去，民政厅同意，介绍我到中央组织部，中组部同志谈，历史结论有保留问题，到前方工作不好分配，最好把问题弄清再走为好，我说一时难以弄清，到前方再说吧。

1945年11月29日我们一家三口随同去冀鲁豫的干部队离开了延安。

1945年5月连之生了个女孩子，她聪颖活泼，逗人喜爱，起名苏亚，原想带两个孩子赴前方，但连之又怀孕了，没有可能带两个孩子去前方，小布先天不足，1943年几乎丧命，44年又害了一次肺炎也几乎要命，45年春他腋窝又长了一大脓疮，及时动了手术挖掉了脓疮，小命才保住，我们只能把儿子带走，小女儿怎么办，与同单位会计杨文明夫妇商量把孩子托他们抚养，将来孩子大了是两家的孩子，他们同意了，他们深知我们到了前方极少可能今生能再见面，故乐意收留，这时小苏亚才六个月，别时我流了眼泪。

1946年1月间我们到了晋冀鲁豫中央局然后又转到冀鲁豫区党委，区党委组织部看我历史不清楚，又把我介绍到五地委，地委组织部长王建民说：听说你回来，原拟让你到一个县做负责工作，因历史上有保留不好办，先到县里到农村搞民主民生斗争，我到老家新建立的县复程县，县委很难确定我的工作，后来让我代理县委宣传部长。

1946年9月国民党挑起内战向陇海线晋冀鲁豫地区进攻，党中央号召内战一起，不计一城一地得失，要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复程县委决定北撤。这时连之刚生下二女儿不到满月，也要随队北移，干部及家属还有民兵到达曹县北部后，区党委决定老弱家属可北过黄河（那时没水）外，其他干部民兵，地方部队不准过河仍要插入敌后打游击。这样连之就带着小布及刚满月的女儿向北走了，我随县委干部往南行，在敌后辗转两个月，县委奉命到黄河边补充棉衣，这时我提出重返延安求做历史结论，以便在前方更大胆放手工作，县委及地委个别领导对我半年多来在农村在敌后的表现比较满意，支持我回延安。常在一起的五地委抗联主任逯崑玉说原打算派我打入敌营垒做地下工作，现在也同意我回延安。事后我想，在得不到组织信任的情况下，派我到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这不是送命吗？

1946年11月7日我和郑美臣、史杰（他们二人去中央局党校学习）一起到黄河北先打听连之及孩子下落，见到她及小布，真是喜相逢，这时连之说她快分配工作了，让我安心去延安，一定要把历史结论带来。区党委给我开了个介绍信，到中央局后组织部告诉我现在延安去不成，那儿形势很紧张，胡宗南要进攻延安。这下子可糟了，怎么办？我要求在党校一面学习，一面等待，当时在场的干部科科长刘建勋说不行，我问为什么？答：你不够资格，态度极为冷漠，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又过了几天到中央局去，组织部说好了，现在延安形势好转，可以去了，我的运气真好，中央局向中央组织部开了介绍信，我于1946年11月29日自背行李启程了，从武安到同蒲路边区和兵站十天路程我五天就赶到了，平均一天一百华里还多一点。因封锁线过不去，在王和等了一个多月于1947年1月间才随同数百名过路民兵队伍过了同蒲路，1月下旬到达延安。

中央组织部干部处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光看我为了历史结论千里迢迢自背行李徒步跋涉不辞劳苦的精神，很受感动，对我进行了安慰，答应由中组部复查我的历史问题，先让我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下，过了几天组织部干部处莫延忠同志说，我的档案和我的申诉都在中组部存着，他说我历史上保留的这两个问题，准备找两个人写证明材料，一个是李经纶现在延安地委任秘书长，一个是晋绥日报编辑穆欣，我说李经纶可以，他当时是开封高中复兴社的小头头，我是否民先自首，他会知道的；穆欣是原来决死队二纵队的共产党员，杜克的身份他会知道的，因为杜克就是他的叔叔。他说现在中组部正在组织个工作组在延安北郊搞土改，安子文部长想让我参加土改工作组，一面工作一面等结论，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在工作组下去前安子文部长召集工作组全体同志讲话，嘱咐要与延安市委关系搞好，延安十来年和平环境，对土改，延安干部缺乏思想准备，所以下去后一要深入发动群众，二要对地方干部的思想抵触耐心。因我在前方做了几个月群众工作，我走家串户发动群众，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初见成效，一个月后工作组到中组部向安子文汇报工作，他对我的工作比较赞赏。期间莫延忠告诉我，我的历史问题已在处务会议做过研究，干部处长廖志高也向安部长作了汇报，让我耐心等着，一定会做出使我满意的历史结论，我颇为感奋。土改深入到领着群众丈量土地阶段，我带领群众一个山坡一个山坡跑动，做下一步平分土地做准备，土改果实快要分到群众手里时，形势突变又紧张起来。1947年3月8日在延安新市场小广场上周恩来同志向到会数千名延安群众做行动起来保卫延安、粉碎胡宗南进攻的报告，彭德怀同志讲话表态：斩断胡宗南魔爪在延安门外，吴老玉璋刚从重庆回延安也赶到会场讲话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议”国共谈判破裂的经过。此后各机关整理文件准备转移。3月11日我去中央党校图书馆看到一些书籍零乱遍地，我正挑选要看的书籍时，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北郊，当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我随中组部招待所于次日晨一起离开延安去绥德义合，我们十七日到达义合镇，中组部机关移到距义合几里远的一个农村，十九日延安撤离，敌人进驻延安。

我到达延安后的第三天即去宝塔山，抚恤委员任庭辉已调去荣誉军人学校任校长了，我问新调来的负责人，他说杨文明在去年11月延安紧张时把孩子老婆送去老家延川县至今未归，临离开延安前，我又去一次宝塔山，杨文明仍未归来，本想看看我们一年多前丢在延安的女儿，也未能见到，甚为遗憾！

到义和后很快找到莫延忠问他我的历史结论写好否？他说三天以内即可写出，让我看。过了三天又去找他，他把结论给我看，结论把两个历史保留问题都取消了，肯定我历史上没有政治问题。一件事：关于红旗托派问题，穆欣已经证明杜克当时是中共党员，他介绍我参加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什么托派，结论取消这个怀疑；另一件事：关于民先自首问题，李经纶证明当时民先自首书没有韩倩之的名字，结论是相信我的交代，取消保留。我看到这个结论非常高兴，我当即在结论上签字完全同意。这时组织处长王甫告诉我安子文从瓦窑堡打电报来，要我去瓦窑堡参加土改工作，我要求回前方，说明我老婆孩子都在前方，让他电告安子文请示可否？不日回电同意我去前方，莫延忠让我自带结论去晋冀鲁豫中央局，正好中组部招待所搬家到山西离石，我又随同招待所经宋家川过黄河到达离石。

在离石等了半个月，同蒲路封锁线过不去，我着急了，就同招待所指导员一起到临县三交镇中组部驻地见到王甫和安子文，他们让我随同李先念的干部队伍绕道晋察冀去太行，我同意这么办，王甫当即给李先念写信。回到离石即去找也住在离石城附近一个村庄的李先念的部队，他们答应我跟他们同行。1947年4月16日我就同他们动身北行经过方城、静乐、岚县、原平到五台，又南行经定裹，沿滹沱河东行到河北平山县境西柏坡村附近驻下休息几天，以后南行经井陉煤矿，东出山口，邢台市派卡车迎接。在邢台停留数日看李合曾、吴素秋的京戏，邢台市又派车送我们到邯郸，最后转武安冶陶中央局所在地，沿途行期二十余天，一路党政机关热情迎送李先念等人，我也跟着沾了光。中央局看我带来的中央组织部的结论，为我高兴，祝贺我辛苦半年跑出了好结果。1947年5月初我回到冀鲁豫区党委驻地阳谷县境内，正赶上区党委召开的几百个领导骨干参加的土改复查会议，首先看见参加会议的逯崑玉同志，他看到结论后十分高兴，当即让我参加这个大会。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使群众在土改复查中得到更大好处，支援解放战争。所以会议上充满了极左的气氛，为了满足贫下中农的要求，政策也可以放宽。会后一个多月各地实践中出现了挖地主浮财，地主不说就叫他上望蒋台，即用滑车轮把地主吊悬在空中名曰望蒋台，如还不把浮财报出来，就松绳把地主从几丈高处掉下来，不少地主被摔死。也有的用活埋办法，让其报浮财，用这办法虽也能搞出些底财来，但广大中间群众是不赞成的；再就是侵犯了上中农甚至中农的利益，侵犯工商业者的利益，打击面过宽，出现了头大帽子长的说法，即贫下中农要求多了，政策就要放宽，不能束缚群众手脚，这种土改工作的过左行为，我们路过晋察冀阳泉附近时遇到过，六月间冀鲁豫地区也出现了，这种偏差的产生是与这一次区党委召开的会议有直接关系，当然区党委的张霖芝、张玺也没有胆量独出心裁，也与中央局以至党中央某些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有关系，不过这种偏向很快便得到了纠正。

区党委土改复查会议结束以后，我即去连之工作单位民间艺术联合会看她，一日步行九十里在朝城县西部一个村庄找到她的机关所在地，半年之间没通音讯，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使她惊喜交集，我把结论告诉了她，几年间存在她内心深处疙瘩解开了，一股甜蜜温馨的热流奔涌出来，舒畅极了，几年来不即不离疏远了、陌生了的一对，又亲密无间了，失掉了四年的幸福，又来到我的身边了，小布又长大了些，二女儿也半岁多了，这次去延安没见到大女儿苏亚，连之很悬念她，不知她长成啥样了。为了迎接新的工作任务不辜负党的信任，只在她那待了五天，返回区党委驻地，逯崑玉让我随同地委书记刘星等人过黄河。我们于1947年5月30日渡河经梁山、城武，在城武遇到逯崑玉向各县委书记传达区党委会议精神，很快确定我任曹县县委副书记。我于7月9日赴任，正赶上刘邓大军过河后在定陶打了个歼灭战，路过曹县过陇海线，正在与阻击敌人打着仗，很快把敌人击溃了，大军就压向陇海线以南向大别山进军了。一部分敌人尾随刘邓大军也到陇海线以南了，随后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开到鲁西南曹县境内。当时曹县县委的主要任务是战勤工作，首先为十几万军队筹措给养，保证军需供给，再就是动员组织担架队到羊山前线抬伤员，县委分工县长袁觉民带担架队去前线，县委书记孙正民随县大队活动，我率领县机关人员百余人为军队筹粮，并保证县机关的安全。两个月内，我所率县机关人员处于日夜流动中，有时一夜换几个宿营地，凡驻一地即派出侦查人员，有了情况立即转移。主要围着华野十纵叶飞纵队流动，纵队副政委唐亮告诉我们，目前敌人寻机与我军决战，我们避免与其决战，形成推磨形势，部队就在曹县境内流动，直到八月底陈毅又率华野几个纵队过河，把敌57师装在两面夹击已包围内，于菏泽东边全部歼灭，旋即又在曹县以南包围了敌主力十八军，激战一昼夜，这个军是陈诚的嫡系王牌军，我们没有啃动，他们突围跑了，华野把伤员三千余人留在曹县西北分散安置在老百姓家中，以后又转到黄河以北后方军医院。1947年9月上旬华野几个纵队也过了陇海路，敌主力也跟着向南去了，从此，鲁西南的“推磨”局面结束，曹县地面成了真空地带。

1947年9月间，地委通知让县委抽两位同志到中央局学习，当时县委只有孙正民、韩倩之、袁觉民、王雪静四个人，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量结果让袁觉民、王雪静二人去学习，孙正民和我留下坚持工作。他们二人走后，曹县地面处于平静状态，没有几天地委通知调孙正民另行分配工作，我任县委书记，又派来一位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耀亭。11月初我率领全县民兵二千多人在分区副司令员周某率领下到陇海路进行破击战，西自考城东至柳河二百余里来个铁轨大翻身，然后放火把铁轨烧弯，使其不能作为铺轨之用，以至陇海路瘫痪，那时我发疟疾，带病出征。12月进行扩军工作，因正处在战争局势，发动贫下中农参军有一定难度，因贫下中农在土改复查中得到好处，扩军任务还是完成了。

1948年初区党委通知大部分干部集合到黄河以北参加整党运动，县委决定留王耀亭等人留下坚持工作，由我带队于1月16日赴黄河北观城县蒋店村集合，当时黄河水已封冻，我们是沿冰凌过河的，到达驻地后碰到王雪静学习归来，他被提为县长，袁觉民学习完没有回来，因系地主出身，进行回避。孙正民这时还未分配工作，他与王雪静一起参加曹县干部队整党工作，这次整党对县区干部进行三查：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结果1/3以上党员干部被开除党籍，60%以上党员受处分，我虽没受处分但也以是地主出身，三月底整党结束时，地委决定我被回避，到九地委分配工作，曹县参加整党的干部由王雪静带领回曹县开展工作。整党临结束时连之带小布到蒋店看我，四天后她回单位，她说她可能被分配到京剧团当指导员，组织部已同她谈了话。

我到九地委报到，让我到地委土改工作团赴朝城搞土改，工作团由地委书记陆凤翔率领，驻朝城金利寺，我向他反应了我爱人工作情况，他立即写信给区党委组织部提出要求，组织部同意把薛连之调来土改工作团工作，不到十天区党委批准薛连之来工作团，四月下旬她带两个孩子到金利寺，六月初地委决定我在朝城任县委书记，薛连之在四区（金利寺）任区委副书记，为了腾出手工作，我们把二女儿送边区幼儿园，这个女儿起名苏美（现改名韩贞）。我在曹县工作半年，当地同志说七、八、九三个月之紧张艰苦是空前的，抗日时期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这么紧张过。整党过后王雪静带领干部回去不久即遇到敌新五军的回马枪，对地方武装及地方干部进行拉网式扫荡，一个村一个村进行搜查，把地道都挖开，不幸王雪静等二十余名干部被俘英勇牺牲，地委书记戴晓东逃到陇海路以南，失踪一个多月才回来。

朝城完全是和平环境，我在朝城工作两年半从结束土改到互助合作，到开展生产运动，我有建树，1949年夏，薛连之调到县妇联当妇联主任。朝城县十万人口，三十万亩土地五个区，我在四区蹲点，随后各区轮番都走了一遍。1949年初三大战役过后百万雄师要过大江，解放全中国，中央决定每个县抽调一半县区领导干部配齐一个县的架子，随大军过长江开展新区工作，县长李志深，县委副书记袁林被抽走，省委又派来武蕴石、陈英明任正副县长。1949年夏，平原省建立，省委决定撤销九地委，一部分县划归濮阳地区，一部分县划归聊城地区。50年底我被调到濮阳专署任副专员，连之调地区妇联任宣传部长。

中央组织部给我做了历史结论后，在战争环境在和平环境连续任三年县委书记，积累了些地方领导经验，到濮阳专署后不久又奉命到新区封丘县扩军，为时两个月出色完成了扩军任务。在扩军工作中地区妇联主任程墨芝协助我工作，平时接触较多，回濮阳后引起连之怀疑，夫妇之间产生了不愉快的龃龉，为避免苦恼，我主动不同程来往了。

1951年6月间地委书记魏晓云告诉我省委通知调我去西藏工作，他想挽留我拟向省委提议换人，我没同意，我从来在工作分配上没讲过价钱，西藏虽苦但我不怕，我于连之商量，她也同意我们一起进藏。

我们在朝城又生了两个孩子，49年初生男孩起名建青，50年夏生女孩起名叫苏东，生下苏东一个月后奶给朝城一个回民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