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去殡仪馆瞻仰了一下郑老师的遗容，事发突然，恍如一梦，但一切都是真的，音容宛在，而已是阴阳两隔。

    上午曾铭打电话来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事时，我正在办公室构思篇文章。我听了就想骂人，这大过年的，谁编这个离谱的恶作剧啊？曾铭说，快上网看吧，都轰动了。

    我看了详细的报道，是今天早上七点来钟的事，太突然了，一个研究生死哲学的学者，一个乐观向上的人，怎么会出此下策？驱车赶到他家，大家都是在议论原因，甚至有人特意往“坏”处想，是不是他杀？因为只有排除自杀，才能给出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与其说为他找答案，不如说是为自己在找答案。

    我相信他是自杀的。而他剥夺自己生命的做法，实在有悖于他平常给人的印象啊！年前他招饮于寓所附近时，一切都很正常，他把我引荐给出版社的人，怎样操作可以方便出书，而现在却箴默不语，不再与人惠泽了么。

    也许只有勘破红尘局的人才有选择生死的从容与淡定。我们无法想象他内心所承受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来自外界，而是自己。或许是他觉得无法提升与突破自己的学术境界，而选择这种方式。痛苦再大，却不与人言。而大的痛苦才有大的勇气，大的勇气才有大的解脱，于是他从18楼纵身一跃，一切归于平寂——因为我看到他离去时的容貌很平静。

    他讲话总是充满激情，对江西的文化复兴充满希望，并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我们知道他提倡思想考古，主张把文章写在大地上。我们看到了秋水广场的赣文化长廊，看到了他在各处书院讲学的身影。虽然我不很认同他的“神游体”诗词，但现在想，我用平仄这些小技来苛求一位用文字记录思想的学者是怎样的错误。

    他对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热情，对江西地方文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记得他拿到宜春政府十县市区文化样式调查项目时，招我参与高安市部分。那几天天天跟他跋山涉水，爬华林山，看朱轼墓，渡上游湖，走抗战路。他微胖的身躯一点也不吃力，他得意地说，别看我胖，这是我文革下放在铅山武夷山林场炼成的！为帮丰城编《动感丰城》，他率弟子们住在宾馆中，早上他有锻炼身体的习惯，看到丰城新城区建得这么好，却没一点文化元素注入，便在与领导会谈时直率地说，没有文化的城市是虚胖的。于是丰城有了丰水湖、和合塔、有了道路命名、有了剑邑十景，丰城的文化总算恶补了一把。不仅在丰城一地，在金溪县，他看到陆九龄的墓毁坏殆尽，便把全身的口袋翻遍了，把一千多元钱交给当地的文博人员说，可不可以代我修好你们先贤的墓？在他的家乡万载，他发现了谢灵运的墓；在资溪县，他又为李觏墓的修复奔走。他不是热衷于形式，而是想通过修复先贤芳躅，让后人有一个追思之地。修复完成，他总要率领自己的弟子，在墓前鞠躬祭奠，朗诵作者之诗，也是心香一瓣的余绪罢。现在，我们又如何来为他修一座思想的陵墓呢？

    郑老师是一个开朗的人，他总是通过讲故事来说明一些问题。记得他说，前不久与一位教授在校园散步，遇到两个学生，分别向两位老师鞠躬问好，同行教授夸他，郑老师的学生真有礼貌，郑说，你错了，这两个是你自己的学生！事后他说，现在的老师啊，真没心思教学了，自己的学生也不认得了！到现在我都记得他摇头叹息的样子。郑老师很关注时政，与各地政府领导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他既能整合资源，也能借此为当地“弱势”的文化人说话。又一次他早年的学生聚会请他去，他问三个当乡镇书记自己乡镇财政收入，乐安的学生不好意思说，才三十万；宁都的学生很豪迈，我们一百多万！他问丰城洛市吴书记多少，吴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才一个多亿。他说，好，你们帮丰城文化方面多做点事！于是有了后来洛市赞助两万多元举办全国书院研讨会的盛举。

    郑老师很正直也很有同情心，对朋友对学生都很好。那年去上海旅行结婚，在火车上遇到一位清贫的作家，到饭点了也没吃东西，便给了他一枚茶叶蛋吃，对方很感激。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高行健。他一位来自山区的学生饶锦兴，冬天了还没被子，他怕学生冻坏了，便把自己的海军军大衣送给了饶。饶后来在北京一家大公司做总裁，一直念念不忘这件军大衣。岳母去世后，他把岳父接来家里住，一次小聚，他岳父吃好了先回去，他亲自把岳父送回回家的路，我当时还在想，要是是我，都不一定能做到。

    前年我承他的美意，承办了一次王阳明后学李材与止修学派的研讨会，台湾日本的学者都来了，不但管吃管喝，还搞了一些小花絮，如参观李氏家庙和朱熹手书“源头活水”匾，为王阳明祭风台揭碑；在龙光书院讲学；在状元楼品茶听曲，结束之后他们去了吉安地区，接待的规格条件不如丰城，他对王令策说，还是毛静办事靠谱！去年调到南昌大学，郑老师打来电话大声嚷嚷，你得大摆三天宴席，太值得庆祝了！我不没来得及请他吃饭，年前郑老师又来电话叫我去，席间依然是笑语喧阗，但真没想到这是与他最后一面。

    郑老师去了，留下太多的遗憾与未解之谜。我们不了解他的超然与淡定，但我想他在天堂一定很安详，没有痛苦，没有黑暗，无所谓生与死，只有永恒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