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勋臣蒋作宾

　　应文

　　蒋作宾，字雨岩，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作出了杰出贡献，堪称民国勋臣。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蒋雨岩先生的革命勳绩》一文中，称“蒋雨岩先生是一位有远见的革命实行家和军人政治家”。

　　殚精竭虑 积蓄革命力量

　　蒋作宾，1884年出生于应城西十乡一个贫苦家庭。父母早逝，靠兄嫂抚养长大。 15岁参加科举，县试名列榜首，府试中秀才。1902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1905年被张之洞选派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 1908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科学军事。

　　日本留学期间，蒋作宾与孙中山相识，成为孙的忠实追随者，并于1905年7月加入同盟会。不久，孙中山离日去欧美南洋各地，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蒋作宾常与黄兴研究革命方略，决定回国后自己打入清廷内部，深入敌腹从上而下夺取政权;黄兴从下而上领导革命志士，进行武装斗争。

　　1908年，蒋作宾毕业回国，被分配到保定军官学校当教官。第二年，他参加陆军留学毕业学生考试，列名第二，调入陆军部军衡司，不久升任司长。他上任不久，即将日本的《步兵操典》译为中文，供军中使用，得到陆军部长荫昌等人的赏识。此间，袁世凯被开缺回籍，蒋作宾利用这一契机，逐步淘汰旧军干部(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在内)，换上同盟会员及陆军军校的毕业生，为将来推翻清政府准备力量。

　　当时蒋作宾认为，再经两三年的准备，军权基本上可以掌握在革命者手里，不需多少流血战斗，就可迫使清王朝瓦解，结束封建统治。后来，辛亥革命提前爆发，打破了他的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

　　清廷为围剿武昌起义，在武昌调集了72门山炮，但炮弹只有25发，便命蒋作宾去保定调运军火。蒋作宾故意把装运炮弹的列车放在后面第51序列，使炮弹10天内都运不到目的地。山炮没有炮弹，不能发挥作用，大大削弱了清军战斗力。当蒋作宾赶到武昌时，正逢起义军汉阳失守，都督黎元洪束手无策。他立即鼓励黎元洪坚守待援，然后冒险赶赴九江，火速请来李烈钧的队伍，使武昌局势得以缓和。

　　出生入死 促进中国统一

　　武昌起义后，蒋作宾赴九江任军政府参谋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改任陆军次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其间，鉴于武汉、南京、北京三城市在长江流域诸省及华北、西北地区所处的战略地位，他向孙中山、黄兴提出了“以实力占据宁、汉及北京三大中心城市，保障民国基础的‘三点政策’”，得到孙、黄两人的肯定，并予以推行。不久，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政府随之北迁。蒋作宾随唐北上，仍任陆军次长，期以发动革命占据北京，实现“三点政策”。但袁世凯防范严密，未能施行。二次革命失败，“三点政策”的计划亦告落空。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蒋作宾称病辞职，被幽禁于北京西山数月。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蒋作宾出任参谋本部次长。次年，张勋复辟，他用陆军部汽车将黎元洪送入外国使馆，使其脱险。1917年9月，蒋作宾奉命赴美国、法国、东欧、巴尔干、土耳其、希腊等国和地区考察，开始了他职业外交的生涯。

　　1919年2月，为实现孙中山占领广东和统一南方的计划，蒋作宾与孔庚等人筹谋夺取武汉，因故未果。1921年3、4月，他会同孔庚、何成浚、李书诚等人策划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被推为“驱王总监部”总监。7月22日，旅湘鄂人组织自治政府，蒋作宾任临时总监兼鄂军总司令，率师讨王。不料吴佩孚坐收渔利，趁机进占武汉。蒋作宾夺取湖北、统一南方的计划归于失败。

　　此时，孙中山已就任非常大总统，正准备北伐。蒋作宾随即赶赴广州，被任命为大本营幕僚长，负责广东国民政府对外联络事宜。孙中山逝世后，他继承遗志，积极参加北伐，先后任江西、湖北宣抚使。这时，东北的张作霖与吴佩孚正高唱 “北洋大团结”的滥调，企图阻止北伐。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往沈阳说服张作霖易帜服从中央，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1928年3月，蒋作宾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国民政府处理战地各省政务。同年8月，被特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衔命出使 扬我中华国威

　　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作宾向国民政府建议：出国考察，争取友好支持。国民政府同意了蒋作宾的意见，委派他为驻德、奥第一任公使，开展外交活动。

　　1928年12月，蒋作宾抵达德国柏林。在这之前，中国驻德使馆连一辆汽车也没有，遇到外事活动，临时借车，手忙脚乱，不仅误事，也常为人笑话。不仅如此，其馆内外破旧严重，暖气常无，被外人讥笑为“冷宫”。他到任之后，立即修缮房屋，更换室内陈设，使馆面貌焕然一新。

　　1929年4月，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裁军会议。蒋作宾代表中国政府参会。会议规定与会代表发言须用英、法两种语言。蒋作宾深感愤慨，认为汉语应在国际会议上使用，遂不顾会议组织者的反对和阻挠，一反惯例，毅然用汉语发表演讲，令全体与会者大吃一惊。第二天，日内瓦的数家报纸都以此为题，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说：“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听到中国话!”

　　蒋作宾在外交活动中，深感日本人对华野心勃勃，故积极联络苏、德、法等欧洲诸国，希望能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钳制日本势力的发展。1929年3月，他与苏联外交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就改善中苏关系做了多次会谈。由于国民政府的种种干扰，他恢复中苏外交关系的努力终告失败。蒋作宾十分气愤，1931年辞职回国。

　　廉洁奉公 保持高尚人格

　　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到1942年去世，蒋作宾31年间一直担任政府要职。在腐败不堪的社会环境中，从不聚财敛富，坚持廉洁奉公。修建驻德公使馆时，为弥补经费不足，他掏出了自己的工资及参加国际会议的补贴。这些补贴应属个人所有，按理可以不拿出来。但他说：“这是公家发给我的，是公款，公款就要公用。”

　　在任德澳公使期间，外交部常拖欠使馆公费及馆员薪水，使馆工作人员生活难以为济。为此，蒋作宾特地制定了一个垫薪制度：馆员按职务定一工资基数，每月不论外交部汇款是否到达，均由他私人垫付，待外交部汇款到后，再酌情扣还。由于外交部汇款拖欠严重，扣款数总是抵不上他的垫款，结果他的垫款愈积愈多。直到他离任十多年后，欠款还没有还清。

　　抗战时期，亲友见他日食粗粮淡蔬，叹惜地说：“你做了一辈子官，现在吃得这么差，过得这么苦，为什么不早抓几个钱呢?”他坦然地说：“我不是贪官，穷也心中无愧，站得稳、睡得着，对得起国家民族。我革命又不是为我私人发财，是为民富国强。国好，我好，国穷，我穷。现在正是抗战，是困难时期，大家如果不节约，国家哪来的钱呢?”1938年，蒋作宾与汤润琼结婚时没买一样首饰，说：“现在抗战开始，黄金国有，就不买金首饰了”。他不准夫人单独坐他的车，更不准子女动用他的车，说，“战时一滴汽油等于一滴血。”

　　1941年，蒋作宾在瑞士读书的儿子硕治来信说只剩两周的饭钱了。有人建议他去找孔祥熙，说通过孔可以用十分之一的钱买到官价外汇。但是他不肯去，宁愿儿子挨饿，也不求孔。后来，一位原驻德使官知道此事，主动向原德、澳使馆工作人员讲明情况，一齐凑钱使硕治渡过难关。

　　珍惜人才 保护热血青年

　　蒋作宾青年时期参加革命，28岁当了陆军次长，是国民政府最年轻的部长。他深知人才对国家兴衰有重要作用。他爱护青年，爱才也注意培养人才。

　　1927年1月3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在武汉英租界前广场上举行宣传活动。英国水兵竟冲出租界寻衅，刺死一人，伤3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三惨案”。武汉市民十分气愤，群起赤手空拳与英水兵搏斗，向英租界冲击。蒋作宾想到如果任事态发展，这些热血青年会有更大的流血牺牲，于是立即以武汉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代表名义亲赴现场，劝说青年离开，宣布政府将循外交途径与英国当局谈判，收回租界。果然两天后，在武汉市各界群众的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设立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宣布收回了租界。

　　1929年，廖承志(其父廖仲恺是国民革命元勋)在德国参加革命活动被捕，适逢蒋作宾在德任公使。蒋作宾曾想方设法将廖救出，得到廖的母亲何香凝的再三感谢。1931年，留学生何定华(共产党员)，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由于何曾在驻日使馆搞过翻译，蒋作宾觉得这个青年很有才气，于是暗请律师为其辩护，并找人将何保释出狱。

　　蒋作宾的工资收入，除用于工作、生活外，其余都用来培养子女，为的是能为国家多尽一些力。对出国留学的子女，要求他们学成后回国效劳。他的子女大多数都这样做了，有的还成为世界知名人士。

　　忍辱负重 无力回天恨终生

　　北伐前，蒋作宾已看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北伐一完成，他就大声疾呼，团结起来，枪口对外，日本是最危险的敌人。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只有世界大战才能解决问题的观点，反对空等国联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消极态度。但是他的呼声、他的一些措施，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重视和采纳。

　　蒋作宾对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失去信心，然而回国不到一个月，于1931年8月13日，又被任命为驻日本公使。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势已剑拔弩张，国内抗日呼声日高，而蒋介石政府还将很大力量用来“围剿”共产党，此时去日本，易被人们误以为乞求、投降甚至是卖国。蒋作宾深知此任艰难，但为了国家前途着想，他毅然忍辱负重，出使日本。

　　蒋作宾抵达东京不久，驻日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蒋作宾即成为中国第一个驻日本大使。他驻日期间，日本军队正不断在中国领土上挑衅滋事。蒋作宾成天与日交涉，并数度与日本外相币原、广田等人进行谈判。但由于弱国无外交，他的努力最终付之东流。在日本4年的外交生涯之中，他耗尽了心血，1935年12月回国时已两鬓斑白。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

　　次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正在西安视察的蒋作宾为张学良、杨虎城软禁。因他与张学良之父有交往，张学良对蒋作宾十分优待，并多次亲自看望。对国民党内部矛盾深刻了解的蒋作宾，劝张学良不要杀掉蒋介石，不然会引起亲日派的大用兵，这样就达不到兵变的目的，抗日的愿望就不能实现。“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全国统一抗日局面。蒋作宾对这一结果感到十分满意。

　　1937年11月，蒋作宾调任安徽省主席。由于人为耿直、正派，受到国民政府众多官员的排挤，最后调任专职中央监察委员，挂一闲职。此后他一直郁郁不得志，身体每况愈下。1942年12月24日，他满怀忧虑，与世长辞。1948年6月，国民政府追赠蒋作宾上将军衔。